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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親戚成瞭貧困戶,精準扶貧莫變“精準扶親”

文丨吳元中

近日,安徽碭山縣龍潭村村民反映,扶貧在他們村大量造假。真正的貧困戶或評不上,或被脫貧,而有扶貧幹部的多位親戚卻成瞭“貧困戶”——他們有的住著樓房,有的經營著超市。精準扶貧變成瞭“精準扶親”。

實際上,當地扶貧戶認定有著嚴格規范的程序,但多位村民稱規定中的“民主評議”和“公示”並未真正執行,誰被評貧困戶都是扶貧幹部“說瞭算”。對此,村鎮幹部堅稱程序齊全,但又表示“開會無法召集全部老百姓”“公示不一定都能看到”,且承認“前兩年存在程序走過場”。

兩相對照不難發現,民主評議和公示隻存在上報材料,未真正落地的情況,大概率存在。不符合條件的扶貧幹部親戚被評貧困戶,真貧困戶卻要讓出名額而莫名其妙被脫貧,不存在的開會評議、不讓村民看到的張貼拍照也算公示……這一連串的操作,說得嚴重點,已涉嫌徇私舞弊、濫用職權。

按理說,扶貧幹部一般屬於國傢公職人員。為瞭享受相關補助和利益,暗度陳倉把傢人與親戚變成貧困戶,但紙終是包不住火的,最終確定的貧困戶是誰,是否符合條件,村民會以種種方式知悉,並將之曝光。那“知難而上”的扶貧幹部,真的不考慮後果嗎?

原因在於,向媒體曝光並接受采訪的村民,是要冒著被涉事扶貧幹部與相關“貧困戶”,乃至村幹部忌恨,甚至打擊報復風險的。因此,不是每位村民都敢於冒險,這就致使一些濫用職權和徇私舞弊的行為,得不到及時曝光和追究。長此以往,一些人難免抱有僥幸心理。所以,要最大限度遏制扶貧領域的以權謀私和濫用職權之風,有必要對舉報者予以獎勵,更要做好舉報者的安全和隱私保護工作。

其次,該考慮適度降低濫用職權罪門檻。現行《刑法》把“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規定為一個條款,按同一標準進行追責。但眾所周知的是,徇私舞弊、為瞭追求不當目的而濫用職權,和不想出現某種後果、隻是因為疏忽大意致其發生,在主觀惡性和犯罪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不應當采用一樣的標準。另一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規定,造成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的,才立案追責。

但具體到此次事件,即便立即撤下不符合條件的“貧困戶”,造成的損失可能也不會達到30萬元——實際上,很多案例都達不到這一標準。那對明知相關扶貧政策卻故意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的扶貧幹部,還有辦法予以震懾嗎?

濫用職權的刑法門檻過高,加上多數此類行為不會發生被“雙開”的後果,極大地降低對當事人的追責力度。很多被舉報與曝光的事件,通常以警告瞭事,致使很多人都不以為然。徇私舞弊與各種各樣的濫用職權行為頻頻發生,與追責力度過輕不無關系。待當事人因為剎不住車而走上更嚴重的違法亂紀乃至刑事犯罪之路再嚴加追究,造成的損失隻會更大。

眼下,脫貧攻堅戰已經進入決勝的關鍵階段。精準扶貧變“精準扶親”的現象,不管是個例還是有一定的普遍性,都有必要依法嚴肅整治,不妨從提升徇私舞弊和濫用職權的違法成本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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